滕泰:美国中产阶级在过去30年锐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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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泰(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为什么这些年全球金融市场、经济和社会都体现出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高韧性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特征,也是企业和个人必须具备的一种品质。

金融市场的高度不确定性

过去二十多年金融市场体现出的不确定性和频繁波动是当今世界高度不确定性的集中体现。然而,如此频繁和剧烈的市场冲击,其对金融和实体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似乎远远小于工业社会早期大萧条和工业社会中期的任何一次经济危机。

1998年,亚洲的金融危机时期,很多人说中国的国有银行面临全行业的破产,但是经过20年以后中国的银行业不但没有整体破产,而且中国银行业实力大为增强,在全球都体现出强大的竞争力。

从2002年到2005年,中国的上证综合指数从2200点跌到了900多点,造成了中国证券业的全行业破产,但是经过重组整顿以后,不仅神奇的恢复了过来,而且整个券商行业的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极大增强,在之后十五年中几乎没有发生系统性风险。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形成金融风暴,有彼时参观华尔街的领导很奇怪地发问说:“不是金融风暴吗?不是很多投行都倒闭了吗?怎么走在大街上什么都看不出来?”这的确与早期工业社会经济危机的时候那种悲惨的景象有所不同,只不过是让金融市场阶段性受到影响,造成了金融机构的重组和个人资产缩水,然后很快道琼斯又创新高。

在中国,2008年股市从6100点下跌到2000点,并没有金融机构的倒闭。2015年中国的股市出现崩盘式下跌,若干次的千股跌停,上证指数从5000点下跌到2600点,但也没有对经济形成实质性冲击。

2020年3月,在疫情冲击下美国股市一个月之内三次“熔断”,但是一年后道琼斯指数又创造了历史新高。

……

短短的20年,金融市场居然有这么多次的冲击,这些冲击背后的不确定根源是什么?

高度不确定性源于财富创造方式的新变化

在农业社会的时候,人们利用动物和植物的繁殖生长规律创造财富,在春天播种,秋天就开始收获,除非有特殊的天灾,否则它是非常有确定性的。

工业社会创造财富的方式是用各种物理化学的方式来加工自然资源,投入一定的钢铁,煤炭和电力,就产出相应的商品,这个投入产出关系按照牛顿物理学的定律几乎也是100%确定。

现在是个什么时代?是软产业和软价值时代,比如说知识产业,要创作一首诗,或者写一篇文章,或者写一本书,那么这个创作的成功概率和农业或者物质产品制造业不一样;要创作一个程序或研发一款产品,有多少人能写出《王者荣耀》这种程序,或研发出苹果手机这样的产品?

不论是知识产品,还是文化娱乐产品创造,还是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产品的研发和设计,它的投入产出关系都是高度不确定的。不但高度不确定,而且从一开始就注定了80%的投入一定是无效的——一亿研发资金投下去,很可能产出是零,那么我们该怎么面对不确定的投入产出关系?

在这种不确定的投入产出关系的情况下,人们的需求也是高度不确定的。不论是知识产品,还是信息产品,还是文化娱乐产品,还是高质量的研发设计,它满足的都是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是可有可无的,就好像这个研讨会可听可不听,那个电影也可看可不看。

软价值时代,尽管整个世界虽然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更频繁的冲击的这个危机冲击,但是冲击的后果跟农业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不一样。

农业社会的周期性的危机是周期性的粮食危机和周期性的土地危机,一旦这个粮食危机来了,不管是自然灾害还是土地危机,造成的结果常常是几百万人被饿死,或者是造成更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工业社会早期的经济危机一旦出现,就是大萧条,无数人失业面临着生存问题;而软价值时代的各种不确定性和冲击未必会影响人们的生命和正常生活——过去20年,我们看了那么多来势凶猛的冲击,但是人们吃饭没有问题,基本的物质需要没有问题,只是财富结构的变化和资产价格的变化,然后是经济结构的变化。

高度不确定性下的社会韧性

一方面我们整个经济和社会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同时社会的韧性也在不断的提高,承受冲击的能力也不断的在加强。但是同样是面临疫情冲击,我们也看到不同国家的韧性有明显的差异。

比如说中国,在疫情冲击下,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稳定还是生活秩序,都体现出了非常高的社会韧性;而美国疫情冲击下几千万人被感染,几十万人失去生命,还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分裂。

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体现出高韧性?除了我们从上到下齐心协力之外,还有就是过去40年我们增长的普惠性可能比美国要好。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有基尼系数的变化,总体而言是有很大普惠性的——各个地区、行业、阶层的人口都享受了这40年增长的收益。

而美国过去30年的增长是少数行业,少数地区,少数人口的增长,美国的电子信息产业占GDP的20%~30%,文化娱乐产业占了GDP的20%~30%,这两个产业占了GDP总量的一半,还有教育知识产业,还有创新药、金融产业,剩下的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占比很少,且过去三十年不断萎缩。很多传统产业的就业人口成为过去三十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旁观者。除了从行业上是少数产业引领的增长,从区域上也是不平衡的,主要是加州、纽约、新泽西、大波士顿地区的增长,很多中西部地区也是在增长中受到挤压,也是增长的旁观者。在这么一种格局下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30年里,占人口的比重从70%降低到现在的50%,大量人口成为增长的旁观者。

上述严重不均衡的增长,造成了美国的社会分化——特朗普成功地利用了这种分化,在2016年当选了美国总统,但是他没有能力改变这样的经济增长规律,只是利用分化、制造分裂,所以2020年落选。如果未来30年,中国的增长也有可能是像美国过去30年一样出现少数行业、少数地区、少数精英人口引领的非均衡增长,甚至在一个行业之内也出现头部化的情况——一两个头部企业占百分之八九十的市场份额,中腰部的企业受挤压,中小企业在生存的边缘挣扎——一旦发生这样的经济分化,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我们还能够保持当前这么高的社会韧性吗?

构建发展新格局,提高社会韧性

高韧性社会的基础是稳定的、普惠式的经济增长结构,因而要从发展新格局的高度,提高社会韧性。

“十四五”规划提出构建发展新格局,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同深化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以高质量的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

那么如何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扩大内需相结合,关键在于如何在提高新供给的占比的同时,消化和减少供给老化和供给过剩,通过供给结构升级来扩大内需。

如何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根本出发点就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人们吃饭不再是为了温饱,可能还要美味,还要健康、环保;人们穿衣服不是为了挡风遮雨,而是为了审美、社交的需要;人们要出行买汽车,但汽车不再是为了跑得快,而是为了环保、时尚、智能化……这些都是“软价值”,如何用软价值,比如研发、设计、品牌、体验来创造新需求,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满足美好生活需要?这是发展新格局里面应有之意。

面临外部冲击和各种内部外部的不确定性,还要形成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现新格局,其关键是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提振国民消费。

最后,高韧性是一种新时期企业和个人必须具备的能力和品质,祝愿我们的社会、企业和个人在新的时期都应打造自身的高韧性,经济发展才能越来越好,人民生活质量才能越来越高。

(作者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创造新需求》作者,本文根据作者在《高韧性社会》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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